作为道德主义者和理性明晰悠久传统的正统继承人，加缪是令人钦佩的，虽然他亦不乏困惑。……《局外人》和《鼠疫》正像他其他的小说，是宏大的时代性著作，是一面至关重要的反光镜，映射出20世纪40年代从纳粹魔爪中解放前后的法国和西方世界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关注之事。对一个时代的强有力再现自有其用途与正当理由，它所提供的价值观与美学无关。
Camus，1913.11.7—1960.1.4
阿尔贝·加缪(1913—1960)
[美] 哈罗德·布鲁姆石平萍、刘戈 译
《局外人》
萨特依然是加缪的经典评论者，他曾把加缪同帕斯卡、卢梭和其他的法国道德主义者，即“尼采的前辈”，相提并论。对萨特而言，加缪“能在混乱中保持平静”，因此《局外人》是“关于荒诞和反抗荒诞的一部经典作品，一部条理井然的作品”。精明的萨特最终将《局外人》与伏尔泰的故事《查第格》和《老实人》归为一类，而不是将其与海德格尔或海明威划为一档。四十年后重读加缪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我对萨特敏锐的判断惊叹不已，发现我很难将我现在对这本书的印象与记忆中当时这本书留给我的印象联系起来。经过了这么多年，杰曼·布雷[1]所说的英勇的和人道的享乐主义似乎已经蜕化成了闪烁其词的享乐主义，难以确定自身的姿态。它那惨淡的叙事保留着一种海明威式的氛围，但是现在看来叙述者默尔索比四十年前更小了，那时候他那种枯燥无味的与世无涉还有一定的新意。时间是一个无情的评论家，已经将《局外人》打磨得相当平滑，但是没有抹去这个故事。
勒内·吉拉尔[2]，当代评论家中最虔诚的詹森派信徒，“重审”了《局外人》，不赞同加缪认为默尔索“无罪”的判决：
如果《局外人》展示了超自然的必然性，那么为什么只有默尔索一个人应该受其影响呢？为什么同一部小说里不同的人物要用不同的标尺来衡量？如果凶手不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那么为什么法官要为他们的判决负责呢？
吉拉尔回应的是加缪自己的一个不恰当的评述：“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在吉拉尔看来，加缪是想要让我们相信有罪的判决总是错的。吉拉尔称之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摩尼教”，并且给加缪定罪为“文学唯我论”。他说过一句尤其具有杀伤力的话：“加缪在写《局外人》的时候暴露出了唯我论倾向，默尔索在谋杀那个阿拉伯人的时候也是一样。”按照这种解读，这桩“无罪的谋杀”是对创作过程的隐喻。默尔索是一个坏孩子，加缪在创作默尔索的小说时也变成了一个孩子。吉拉尔认为这部小说在美学上是成功的，在道德上却是不成熟的作品，因为默尔索毕竟犯下了评判他人的错误，但是加缪希望他的主人公不要遭受他人的评判。“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永远活在评判中的世界。”吉拉尔用一种帕斯卡式的语气提醒我们。对吉拉尔而言，能够与默尔索相提并论的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迪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对加缪而言，那些人物大概是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K，以及土地测量员K。其中任何一种比较都会毁了《局外人》，后者与马尔罗和海明威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已经是件麻烦事了。我想针对吉拉尔的观点提出不同见解。《局外人》难以承载美学上的尊严，当然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有分量。但是它并没有道德上的缺陷或不一致。在这部小说的宇宙中，负罪和清白难以区分，犹太人或基督徒的判决完全无关紧要。正如吉拉尔所言，默尔索并不是一个少年犯，而是一个不合格的意识，因阳光而眩晕，因语境太过强大而不知所措：
他一看见我，就稍稍欠了欠身，把手插进口袋里。我呢，自然而然地握紧了口袋里莱蒙的那支手枪。他又朝后躺下了，但是并没有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我离他还相当远，约有十几米吧。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在他半闭的眼皮底下目光不时地一闪。然而最经常的，却是他的面孔在我眼前一片燃烧的热气中晃动。海浪的声音更加有气无力，比中午的时候更加平静。还是那一个太阳，还是那一片光亮，还是那一片伸展到这里的沙滩。两个钟头了，白昼没有动；两个钟头了，它在这一片沸腾的金属的海洋中抛下了锚。天边驶过一艘小轮船，我是瞥见那个小黑点的，因为我始终盯着那个阿拉伯人。
我想我只要一转身，事情就完了。可是整个海滩在阳光中颤动，在我身后挤来挤去。我朝水泉走了几步，阿拉伯人没有动。不管怎么说，他离我还相当远。也许是因为他脸上的阴影吧，他好像在笑。
我等着，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烫，我觉得汗珠聚在眉峰上。那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头也像那天一样难受，皮肤下面所有的血管都一齐跳动。我热得受不了，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这是愚蠢的，我走一步并逃不过太阳。但是我往前走了一步，仅仅一步。这一次，阿拉伯人没有起来，却抽出刀来，迎着阳光对准了我。
刀锋闪闪发光，仿佛一把寒光四射的长剑刺中了我的头。就在这时，聚在眉峰的汗珠一下子流到了眼皮上，蒙上一幅温吞吞的、模模糊糊的水幕。这一泪水和盐水掺和在一起的水幕使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那把刀刺眼的刀锋总是隐隐约约地对着我。滚烫的刀尖穿过我的睫毛，挖着我的痛苦的眼睛。
就在这时，一切都摇晃了。大海呼出一口沉闷而炽热的气息。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着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我摸着了光滑的枪柄，就在那时，猛然一声震耳的巨响，一切都开始了。我甩了甩汗水和阳光。我知道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而在那里我曾是幸福的。这时，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也看不出什么来。然而，那却好像是我在苦难之门上短促地叩了四下。
“荒诞”和“毫无必要”用在这里似乎并不合适。我们有一种被太阳附体的幻象，一场地狱之火将意识和意志熔合成了单一的否定性，为了可能存在但与人类无关的目的而将它烧透。纪德笔下的拉夫卡迪奥，一个真正的荒诞主义者，曾说让他好奇的不是事件而是他自己，而默尔索对这两者都不好奇。最后默尔索所说的“宇宙善意的漠然”与太阳实实在在的恶意极不相符。在我看来，对《局外人》真正有影响的是梅尔维尔的《白鲸》，只是加缪用太阳的洁白代替了鲸的洁白。默尔索不是求索者，不是亚哈，亚哈绝不会让他登上“裴阔德号”的甲板。但是从本质上讲，《局外人》中的宇宙正是《白鲸》中的宇宙；尽管从很多表象看来，默尔索的世界也许由爱构筑，其隐匿的世界里却充斥着恐惧。詹森派信徒吉拉尔准确地发现了加缪的世界存在诺斯替教的痕迹，但是他断定加缪拥有的不过是一个坏孩子的天真心理，这就不那么正确了。对默尔索的审判就像是对法官的审判，是徒劳的；炫目的太阳燃去了所有的判决。
[1] Bree,1907—2001，美国大学教授，20世纪法国文学学者。
[2] 勒内·吉拉尔（René ,1923—2015），法国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
© ( of ‘The ’ by Camus, by The Folio )
《鼠疫》
离加缪的《鼠疫》（1947）首次出版已有四十年，在我们这个被新瘟疫（它有一个语义含混的名字，AIDS）席卷的时代，这本书显得尤其辛辣。《鼠疫》是一部倾向性很强的小说，甚至比《局外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小说家需要充沛的活力来支撑其小说的倾向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具备这样充沛的活力，加缪却不具备。或者像卡夫卡这样的规避大师可以规避自己难以抑制的冲动，而加缪又实在是太直白了。最惨痛的莫过于同贝克特的比较，他的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法称呼的人》传递出一种形而上的和心理的威胁和痛苦，使得《鼠疫》相形见绌。
阿赫兰从精神上拒绝地中海的健康气息，在某种程度上自行染上了瘟疫；的确，在真正的感染到来之前，阿赫兰就是瘟疫。这听起来可能令人印象深刻，却犯了一个小说创作的大忌，因为加缪想两全其美，结果两者都没做好。要么是相对单纯的人遭受外来的磨难，要么至少是那些多少算是罪有应得的人被迫忍受内在缺乏恩典的外化迹象。无疑，真相就在两者之间，在我们的生命中，但是要想将如此混杂的真相在你的小说中再现出来，你必须是一位有造诣的小说家，而不是散文家，抑或准哲学故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超越和物质腐败错综复杂的本质戏剧化了，这体现在几乎每个事件和每个人物形象中，而《鼠疫》在任何需要戏剧化的时刻都怪异地显得平淡无奇。
我将加缪同贝克特、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巨匠相比较，对加缪是不公平的，而将《鼠疫》同狄更斯的《双城记》进行比较则更不公平，因为狄更斯几乎算是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了。可是这两部作品出奇地相似，不仅体现在幻象、结构、主题方面，还包括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这个现实充满了无法抗拒的威胁。加缪笔下的“鼠疫”是狄更斯笔下“恐怖”的翻版，而里厄医生、朗贝尔、帕纳鲁神父、塔鲁和那些卫生工作志愿者都在追随高尚的卡尔顿，因为他们都可以声称：“我现在所做的比我曾经所做的事情要好得多得多。”我们可以把这场“鼠疫”看作AIDS、革命的恐怖、纳粹的占领，或者其他任何事件，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具有说服力的人物再现无休无止，无论是群体中的人，还是单个的个体。
“漠然”，经过恰当的培养，可以成为一种斯多葛式的美德，甚至成为一种英雄主义类型，但是很难加以再现。在这一点上，加缪也较梅尔维尔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稍逊一筹。我们来看一段塔鲁和里厄医生之间的重要对话，按照任何道德、宗教或社会文化的标准来评判，他们两个都算得上货真价实的英雄：
“好！您既然不相信上帝，为什么您自己还表现出那样的献身精神？您的回答也许能帮助我回答您的问题。”
里厄没有离开阴影，他说，他已经回答过了，如果他只相信一位万能的上帝，他就应当放弃为人治病，而把治病的任务让给上帝。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只相信一位这样的上帝，没有，包括自以为如此的帕纳鲁，因为没有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地信赖上帝，而他里厄正在与大自然本身作斗争，起码在这一点上他相信自己正在掌握真理。
“噢！这就是您对自己职业的看法吧？”
“差不多是这样。”里厄一边回答一边从阴影里走出来。
塔鲁轻轻吹着口哨，大夫望着他。
“对，”他说，“您在想，这里面准有自傲情结。但我有的只是人应当具有的自豪感，请相信我。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目前而言，有病人，必须治疗这些病人。这之后他们会思考，我也会思考。但现在最迫切的是治疗他们。我尽所能保护他们，如此而已。”
“对付谁呢？”
里厄朝窗户转过身去。他猜想，大海在远处的天际一定更为浓黑。他只感到疲惫不堪，同时抗拒着一个突如其来的不理智的念头：渴望与这个古怪但令他感到亲切的人更深入地倾谈。
“我不知道。塔鲁，我向您起誓，我真的不知道。刚进入这个行业，我治病时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具体想法，只不过我需要行医，行医和其他行当一样，是个职位，是年轻人愿意谋求的职位之一。也许还因为行医对我这样的工人的儿子来说特别困难。此外也需要看看人怎么死亡。知道吗，有些人就是不想死？您听见过一个女人在临终时大喊‘永远不要死！’吗？我可听见过。我当时发现我简直适应不了那种情景。我那时很年轻，以为我的憎恶之情是针对天地万物秩序本身的。自那以后，我变得谦逊些了。老实说，我一直不习惯看见人死去。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
里厄不想再说下去，重又坐了下来。他感到口干舌燥。
“无论如何？”塔鲁轻轻问道。
“无论如何……”里厄接上话，但又迟疑起来。他注视着塔鲁说：“像您这样的人是应该理解这种事的，对吧，但既然天地万物的秩序最终归结为一个死字，上帝也许宁愿人们别相信他而全力以赴去同死亡作斗争，宁愿人们不要抬眼望青天，因为上帝在那里是不说话的。”
“说得对，”塔鲁赞许说，“我能理解。但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如此而已。”
里厄的面容显得阴沉了。
“永远，这我知道。但这不是斗争的理由。”
“当然，这不是理由。但我因此可以想象，这次鼠疫对您意味着什么。”
“不错，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失败。”
塔鲁定睛看了一会儿大夫，然后起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往房门走去。里厄跟着他。当他靠近塔鲁时，塔鲁仿佛在看自己的脚，一边说：
“教您这一切的是谁，大夫？”
“是贫困。”
这里对超验的“漠然”是一种“与大自然本身作斗争”的人道主义抗议，是在死神面前对将死之人的保护。这是一种坚忍克己，因为里厄不再“为事物的整个格局而愤慨”，即使他进而知道“天地万物的秩序最终由死亡决定”。这里最具美学意义的笔触是当塔鲁和里厄开始理解对方的那一刻，他们都发现鼠疫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失败”。但是正如我所引用的这段话的结尾处所示，当里厄说出是“贫困”教会了他实用主义智慧这样的陈词滥调时，这种美学意义便荡然无存了。重读的次数越多，这一段文字便越发显得黯淡失色。“大海在远处的天际一定更为浓黑。”康拉德可能知道如何将这句话融入他那复杂的印象主义，加缪却只是将其变成了象征主义的另一处机械展示，提醒着我们，是阿赫兰自身背弃了大海，向鼠疫敞开了大门。
作为道德主义者和理性明晰悠久传统的正统继承人，加缪是令人钦佩的，虽然他亦不乏困惑。他没有创作一部《老实人》，抑或一部《查第格》；我想不出来在他的小说中哪里有幽默的时刻。《局外人》和《鼠疫》正像他其他的小说，是宏大的时代性著作，是一面至关重要的反光镜，映射出20世纪40年代从纳粹魔爪中解放前后的法国和西方世界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关注之事。对一个时代的强有力再现自有其用途与正当理由，它所提供的价值观与美学无关。
选自《小说家与小说》，译林出版社，2018.10
|哈罗德·布鲁姆，当代美国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1930年生于纽约，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代表作有《西方正典》（1994）、《如何读，为什么读》（2000）、《影响的剖析》（2011）等。被誉 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具原创性和最富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题图：©David |How to a (2012)
策划：杜绿绿 |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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