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家是领导，是权力的化身，你想混下去，就必须用行动来宣誓效忠：喝酒。
喝得越恶心，越醉，丑态出得越多，代价越大，就越能表达，你对他的无条件认可与服从。
而周围所有人，则是这场仪式的见证方、主持人。
通过这种方式，领导确权完毕，才会心中暗爽，对你放下戒心。
也就是说，在这种场合，你喝的不是酒，而是向权力跪拜的意志。
在《1984》里，思想警察头子奥布林，曾亲口对温斯顿说：“这将是一个恐怖的世界，也是一个胜利的世界。”
至于恐怖的理由，其解释是：
一个人如何用权力来控制别人？
对，让他受苦。
服从并不够，除非给他苦吃。
权力就是加诸痛苦和耻辱，就是把人的思想撕成碎片，再用自己的方法，使他组合成新的思想……
因此，当一个国家越专制，权力越集中，监督越少，受苦受辱的人就越多。
不仅在工作中，还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投注在酒桌上，就成了肆无忌惮的逼与被逼灌，灌与被灌。
这种社会里的小人物，根本没有反抗的可能，只有通过干杯，向上级表达这样的信息：
虽然我知道这是受虐，你知道这是施虐。但是，我接受。
我接受你伤害我。
我接受你虐杀我。
为了你，我牺牲自己的身体，亦在所不惜。
这是我向你纳的投名状。
这是我对自己忠心的证明。
是的，我就是帮你拎包的人，你的随从，你的奴隶，对你唯命是从没有二心的仆人。
而这，正是集权统治的基础：在权力面前，我们不是人，我们没有独立意志，我们甘愿听从于你，为你付出一切，让你统治更稳固。
大象公会在2014年，做过一期文章，研究中国哪个地方的人最能喝？
结论很妙：官本位思想特别重的地方，人的酒量都特别大。
比如，北方人比南方人能喝。
黑龙江人比广东人能喝。
内蒙古人比上海人能喝。
这和体质无关，和体制有关。
体制化最低的东南沿海，官本位思想较淡，契约精神比较浓，市民受教育程度较高，主流社会不但没形成像样的酒桌文化，甚至朝着悖离中国酒文化的方向发展。
当然，北京是一个例外。
权力中心，官员扎堆，没人敢随意造次。
等级制森严的环境，劝酒对所有人都是极大负担。
归根结底，还是权力在作祟。
我真的很讨厌、很讨厌、很讨厌疯狂灌酒的人。
直到今天，我依然对多年前被灌下的酒耿耿于怀，恨不得时光逆转，拎着酒瓶，爆了灌酒者的头。
这些人，要么是领导，要么是粗俗的商人。
领导喜欢服从，商人喜欢诚意。
如何表达诚意？
除了空口白话，你还得缴纳一定的抵押物，来证明你的态度。
这不是钱，不是承诺，而是丑态。
因为，之于一个正常人，面子、尊严、风度，都是我们最看中的。而酒场就要求你丢弃这种重要的东西，喝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让他看到你的丑态，才会放心，认为你没有防着他，合作关系才能再进一步。
如前文所言，一个酒场，只有暗含权力与利益，就一定不再纯粹。
它不再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浓情蜜意；
也不再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快意淋漓。
而是“项伯帐中姻汉祖，吴钩碎斗鸿门宴”式的角斗场、利益场、宣誓场。
这种机关重重，不能自主的酒席，自然变得令人骇怕，自然令人感叹，“谁想应酬？无非是为稻梁谋！”
中国确有很多人，确实喜欢饮酒。
比如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再如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但这种饮，都是自由选择，而非被迫为之。“我要喝”，和“要我喝”，区别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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